序 邱泽奇 中国在过去近40年发展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经济学家试图从各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发展的动力与影响因素（Lin et al，1996；Haft，2015）。社会学家则更加愿意从人群的因素出发，探讨人群向上流动的机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Nee，1989；Guo，2016；邱泽奇、刘世定，2013）。 在与人群相关的现象和因素中，代际流动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流动机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Bean & Swicegood，1979；Ganzeboom et al.，1991；Ishida et al.，1991；Chen et al.，2015）。 在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更多地受到美国社会学的影响，把个体因素置于重要位置，譬如众多研究把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作为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不过，我认为影响群体社会流动的社会因素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嵌套的类型。最外层也是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因素。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便意味着社会流动机会因制度的变化而发生整体性的变化；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亦如此。制度还有不同的层次，从全局性到局部性，影响的范围和人群规模差异极大。其中，全局性的制度变化可能比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加重大（邱泽奇，2000；邱泽奇、刘世定，2013；邱泽奇等，2014；Nee，1989）。中间层次是产业的影响，按照Goldthorpe的说法，产业的变革尤其是工业化为人群的职业流动进而社会流动提供了批量机会（Lipset and Bendix，1959；Goldthorpe，1985；Erikson & Goldthorpe，1985；Yaish & Andersen，2012）。最内层的才是个体的努力，尽管围绕这一层次和类型的文献从布劳和邓肯开始数量庞大且繁杂（Blau & Du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