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记得少时会背的第一首唐诗，是崔颢的七律《黄鹤楼》，其时我好像已经就读小学二年级，与当下恨不得在娘胎里就将《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的孩子们相比，显然远远落后在起跑线上了。那应该是“文革”爆发前一年，家母也还能够有点闲情逸致，教我背诵些“封建糟粕”。翌年起“风云突变”，情形便大大地不同了，慈萱诗词家塾尚能赓续，用作教本的只能是毛主席诗词了。后来还曾学习过《红楼梦》中的诗词——第一次读《红》，我还是个小学生，躺在用作厨房的后披厦间灶前小堆稻草上（家祖母是农家出身，偏爱柴火灶，稻草是买来当燃料用的），偷偷读完了一套人民文学版三卷本。不过，自打毛评《红楼梦》经媒体发表后，便可以公开阅读，还引发了全国大讨论。还有一部《水浒传》，情形也与此相类。 平生作的第一首诗，是限题咏，吟咏小院里的几树槐花，七绝。刚进初中后鹦鹉学舌的少作，长大后不敢示人，付之一炬了，只记得首句“淝城五月落槐花”，是学的“春城无处不飞花”，一比便可知何等的寡淡无味，天差地远。填的第一首词是一阕《诉衷情》，作于高中毕业后待业家中的短暂时期，于今遍寻不见，想来也与其他少作一道，应是付诸丙丁了吧。还记得曾经拿去给热爱旧诗词的同学看，同学背地里将它出示与教语文的钱老师，一位曾经的国民党少校，专司文案工作的，颇通诗词。钱老师与家母是多年同事，用其乡谈凤阳话对家母发表月旦评道：“写得可悲的了。”大约是指拙作中有感慨鬓生华发的句子吧。年纪轻轻便出此言，无疑便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了，然则也并非一味地无病呻吟。其实我读高中时，后脑勺便生出一圈白发，俗称“少白头”，故亦不妨说是写实。加之当时小至个人大到家国皆可谓动荡不安，要说悲，原也是事出有因。而我至今仍以为，赋诗填词，本就不同于饮食男女，并非日常之必不可缺，倒是十足娇柔做作的营生，迂曲也罢，夸张也罢，均属在所难免，吾辈不可也不必将某人的诗词歌赋视作其生活、情感百分之百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