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为身役(2018年版)

[美] 苏珊·桑塔格
序 20世纪90年代初,我母亲曾不很当真地考虑写一部自传。她这个人总是尽可能不直接写自己,所以,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惊讶。“主要写自己,”她有一次对《波士顿评论》的采访记者说,“我感觉,似乎是通向我想写的东西的一个相当间接的途径……我从来都不确信,我的趣味、我的幸与不幸有什么足以示范的品质。” 我母亲1975年说这番话的时候还处在一次极其痛苦的化疗期间;她前一年查出乳腺癌第四期,已转移(那时候还是这样一种情况:患者的病情更多的是告诉家属而非患者本人);医生希望,不过,正如至少其中一位医生当时告诉我的那样,并不真正预期能给她带来长时间的缓解,更不用说治愈了。就像她一贯的风格那样,她一旦又能写作,她就选择为《纽约书评》撰写系列随笔,后来这个系列以《论摄影》为书名出版单行本。不仅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自传色彩,而且连《隐喻的疾病》这本书里她都几乎没有出现;要知道,假如她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因罹患癌症而蒙受的耻辱——尽管时至今日这种境况没那么严重了,却依然存在,通常是以自感耻辱的形式出现——她是绝对不会写的。 作为一个作家,她直截了当带有自传性的情况,我只能想起四次。第一次是1973年在她首次访问中国的前夕发表的短篇小说《中国旅行计划》。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个作品是对她自己的童年、对她的父亲的思考;她父亲是个商人,他短得可怜的成年生活大部分是在中国度过的,我母亲4岁那年他客死他乡(她从未随父母去过现在叫天津的那个地方的英租界,而是留在纽约和新泽西由亲戚和保姆照顾)。第二次是1977年发表在《纽约客》的短篇小说《没有向导的旅行》。第三次是《朝圣》,1987年发表,也是在《纽约客》。这是篇回忆录,说的是1947年少女时期的她在洛杉矶拜访托马斯·曼的事情;当时,托马斯·曼离乡背井,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兹。但是,《朝圣》首先是我母亲对她当时最钦佩的作家表达的钦佩;与惯常的做法一样,自我塑像远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