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Ⅰ 阅读 莽原、都城、邦国、尘寰 选择无多因为身不由己 去路非此即彼……所以，我们当伫足家园 只是家在何方？ ——伊丽莎白·毕晓普 《旅行的问题》 诗人的散文 “如果没有俄罗斯十九世纪……我便什么也不是，”加缪在1958年一封向帕斯捷尔纳克致敬的信中如此说，后者是一群才华横溢的杰出作家之一。在过去二十五年间，这群作家的著作，连同他们悲剧命运的历史，在翻译中被保留、恢复、发现，使得俄罗斯二十世纪成为一次事件，这次事件具有（或将被证明具有）跟俄罗斯十九世纪同样决定性的影响，并且由于它也是我们的世纪，其迫切性和撞击力也要大得多。 改变我们灵魂的俄罗斯十九世纪，是散文作家们的一项成就。俄罗斯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对于他们自己的散文，诗人们信奉了最激烈的看法：任何完美的严肃性将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诋毁。帕斯捷尔纳克在其生命后期，把他青年时代那些出色、微妙的回忆录式散文（例如《安全保护证》）斥为可怖地追求现代主义和自我意识，同时宣称他当时写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真实和完整的，他的诗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更典型的是，诗人们都致力于诗歌的一个定义，把它当成一种事业，其固有的优越性（文学的最高目标，语言的最高状态）使得任何散文作品变成相形见绌的投机项目——仿佛散文永远是一种沟通，一种服务活动。“教导是散文的神经，”曼德尔施塔姆在一篇早期散文中说，因此“对散文作家或随笔作家有意义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曼德尔施塔姆说，散文作家必须对他们同代的具体读者发言，而诗歌总的来说则是对一个多少有点距离的、未知的读者说话：“与火星交流信号……是一项值得抒情诗人去做的任务。” 茨维塔耶娃认同这种把诗歌作为文学努力之顶点的看法——这意味着把所有伟大的作品，甚至伟大的散文作品，跟诗歌等同起来。“普希金是个诗人，”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