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还需同步清洁土壤 近日，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及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中纪委调查。自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之后，已有四名与山西有关的省部级官员落马，另有10多名厅局级晋官被查。有媒体因此认为，山西已成中纪委近期反腐的“风暴眼”。不久前，还曝出了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副国级官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被调查，他此前长期任职的江西省和山西一样，也成了腐败重灾区，已有副省长姚木根、人大副主任陈安众两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多名厅局级官员被查处。可与此相呼应的，还有军队反腐揪出的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及其后台等窝案。 这些窝案的背后，往往牵扯到一个庞大的利益链与关系网，这些地方或部门凭借上面的保护伞，下面的贪腐行为愈演愈烈，而相对清廉的干部则逐渐被淘汰。可见，官员贪腐出现的窝案化、高官化、巨额化，主因还是与执政党内的生态环境变坏与不正常有关。也就是说，党内政治生活和生态土壤一旦出了问题，则官员自然难逃贪腐之劫。因此，要杜绝腐败，仅仅依靠抓捕是不够的、也是抓不尽的，还需同步辅以清洁滋生腐败的土壤才行。 所谓土壤，亦即腐败产生的条件，它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首先，执政党各级成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上，出现了认识分歧甚至信仰迷失。共同的崇高信仰曾是中共的灵魂，是中共成长、壮大、成功的基石，更是执政党的力量所在。信仰危机在一党执政的国家一旦缺失，最致命处在于，党员干部手中便只剩下不受监督的权力和难以遏制的欲望，二者再经结合，便产生巨大破坏力——政治上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罔顾国家利益；经济上破坏市场经济规则、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吞噬民脂民膏；组织上破坏党性原则、建立起劣币淘汰良币的潜规则、搅乱了社会风气……影响极为恶劣。 其次，执政党尚未健全制衡权力的有效机制。建国后不久，由于执政党极左思维的影响和个人崇拜主义的兴起，导致执政理念、价值标准和执政方式上，没有完全确立起一个党内一致认可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