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百年回眸：《新青年》与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 张宝明 《新青年》杂志是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一代名刊，它与“五四运动”这一重大的精神事件息息相关。它不但是外来思潮译介的重要载体，而且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百年之后，回到历史现场，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的活水源头，我们就必须首先着眼于《新青年》。《新青年》是公认的影响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元典。它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现代性，是隐含在《新青年》文本中的历史真实。而这里把“现代性”专门抬出来，似乎对《新青年》杂志来说有些牵强。毕竟，“现代性”一词在整个《新青年》杂志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周作人所译介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中的一段话：“陀思妥夫斯奇是俄国最大小说家，亦是现在议论纷纭的一个人。陀氏著作，近来忽然复活。其复活的缘故，就因为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试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人说他曾受迭更司Dickens影响，我亦时时看出痕迹。但迭更司在今日已极旧式，陀氏却终是现代的。止有约翰生博士著沙卫具传，可以相比。此一部深微广大的心理研究，仍然现代，宛然昨日所写。”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只是周作人自英国作家W.B.Trites之手译出，也并非作者有意识的运用。可见，就《新青年》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论，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有点“小题大做”了。不过，就我个人理解的《新青年》上映照出的“现代性”，无非也是与传统相对的价值和心理。现代、现代的、现代性都是在统一意义上运作的。民主、科学、个性自由、思想解放、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也无不彰显着现代性的内涵。 由此说来，现代性作为《新青年》这张亮丽名片意义生成的依据也并不牵强，倒可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真实。马歇尔·伯曼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历史的惊涛拍岸，卷走了多少英雄豪杰，无论怎样慷慨的高谈阔论，都湮灭于历史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