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一直说，此生幸运，是在还年轻时，亲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 八十年代是我的文学年代。我的八十年代始于1977年冬进《人民文学》当实习编辑，那时我是个户口在黑龙江的知青。我要感谢把我引进《人民文学》、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的涂光群，是他带我走上编辑工作岗位。 我一直说，我在八十年代的幸运，是因在《中国青年》遇到了时任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又因为王蒙而回到了《人民文学》。我是因为《人民文学》解决不了户口问题，才进了1978年正筹备复刊的《中国青年》，有幸经历了《中国青年》复刊事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朝气勃勃的《中国青年》集体中的一员。回到《人民文学》，是因为王蒙说：“你要做文学编辑，还是到《人民文学》吧。”我就随他回到东四八条，亲历了《人民文学》辉煌的1985、1986年。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每一个时代，都成了生命中的一段坐标。八十年代是什么？我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在网上到处流传——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黄子平说，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大家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东大桥，李陀坐两站路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都可进去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