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当下这个肤浅阅读的时代，出书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而且从写作的成本角度来看，写书也是一件特别费力且可能不太讨好的事情。 现在，书的功能基本已经沦落为某种仪式的祭品，比如在出行的车上，在候车的长凳上，把书拿出来毕恭毕敬地放置于腿上，然后开始玩手机，最后结束的时候，再把书合上，放进包里。这种仪式感是如此的庄严肃穆，让我十分感动，于是我给这些人信奉的“宗教”起了个名字：拜书教。 书的地位尚且如此，何况作者乎？ 我曾经特别在意这件事，以至于十分拒绝别人给我加注作家的称呼。那时的我，非常在意读者的感受：如果读者买了我的书不看，我就很想和他争吵几句；如果别人质疑我的写作观点，我也会立刻进入战斗姿态，或冷嘲或热讽地表达着“凭你也配”的情绪。 因为在意，所以在写作的偏向性上也热衷于讨好读者，他们想读什么我就写什么，他们想宣泄什么情绪我就写什么情绪，只为了寻求别人的认同。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样写作是极好的，因为用自己的笔写读者的心声，共鸣所带来的是众多读者的支持，因此广告商纷至沓来。 表面上的风光，掩盖不了内心的失落。我就如同马戏团里的小丑，找不到自己的快乐。 因为总是顺着别人的思路写，所以就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远。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到底是要讨好读者，还是要表达自己？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认为答案当然是后者。但在巨大的利益和关注的诱惑面前，做到后者谈何容易？于是，我开始尝试走中间路线，也就开始了人格分裂。 每次在写作的时候，我都分裂出至少两种人格：一种人格是我自己的，一种人格是读者的。写作的观点是我的人格，但我会考虑读者阅读时的感受，这是读者的人格。甚至在那段时间，我一度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就应该是人格分裂的。 从讨好读者走向人格分裂，表现在文字上，就是两边讨好。就如同铃木光司说的： 说花美就会有人说“也有不美的花”。预想到会有这种抱怨，于是写“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