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前几年准备写作《玉里看中国》时，出版社的朋友建议我连瓷一起写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是很有些畏缩的。于是时，扪心自问，面对中国瓷器这样一个绝大的题目和芜杂的系统，颇有些无从下手。 是的，相对于玉来说，瓷的体系确乎庞大而无章了太多。如果以建筑作比，中国的玉体系大致像一座艺术剧院，恢弘而又不失精巧，条理简约而主题清晰；瓷体系则几乎是一个硕大无朋的SHOPPINGMALL，体量巨大、装饰炫丽、内容丰富，不过空间复杂到常让人迷路，内容庞杂到使人难理头绪。但几年过去，这一部《瓷里看中国》毕竟问世了，这中间必然发生了一些转变，把这些转变说一说也就等于阐述了这部书的主题和它的意义。 第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因我的生活、事业发生了变化。 我是一个北京人，少时曾生长在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自然也就熏染出了老北京特有的一种“玩儿”文化特质。老北京人，特别是男性，也就是文学作品里经常描绘的“北京爷们”，骨子里喜欢“玩儿”，同时把“玩儿”视为一种人生态度，认为“玩儿”是做一切事的基础。这一点颇为其他地方的人不理解，因为“玩儿”在中国语境里并不是一个正统褒义词，它几乎是纨绔和吊儿郎当的代名词。但这并不妨碍一代代、一拨拨的“北京爷们”把各种“玩意儿”玩儿成了体系，玩儿成了文化。 几百年天子脚下的气压和气味，浸出了北京人高度的生活智慧。智慧讲的是“通达”，能通才能达，所以佛经说般若波罗蜜（智慧到彼岸）。“通”的基础，一要见得多、二要看得开，这两点在老北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翻翻史书，近六百年里中国的大事一多半都发生在京城，也就是发生在北京人眼皮子底下。天子诸侯，忠臣奸佞，奇案政变，宫闱宅门——“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一出出雷同的历史剧北京人看了多少代，自然熟悉地看了开头猜出结尾，不“通”都难。所以老北京的一大特点是看得开，看得开也就少了很多的“正经”：因为看得出剧本，所以老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