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既像玩杂耍，又像变戏法；刚刚让它滑过去，随即又把它抓回来；忽而用想象的虹彩把它点缀得五色缤纷，忽而又给它插上悖论的翅膀任其翱翔。 王尔德 《道连·葛雷的画像》第三章 “创作艺术作品依然是我的目的所在。你觉得我的处理精巧且具有艺术价值，我实在欣喜万分。我觉得报上的那些文章好像出自那些荒淫无耻的市侩之手。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怎么可以将《道连·葛雷的画像》当作不道德作品呢。” 以上摘自王尔德1891年4月写给柯南·道尔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包含着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的内容主要有二。收信人确实就是那位创造了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及其助手约翰·华生医生形象的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比王尔德小五岁，他俩应美国出版商斯托达特的邀请与之共进晚餐。席间，两位作家接受斯托达特的约稿，为《利平科特月刊》（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各写一部小说。柯南·道尔在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及冒险史》一书中述及：“王尔德送去的是《道连·葛雷的画像》，那是本有很高道德水平的书；而我则写了《四签名》”，此其一。其二是，最早评论《画像》的一些文章，却与柯南·道尔的看法大相径庭，认为此书公开侮辱了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因而直接斥之为“不道德”。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十九世纪末叶，欧洲处于社会大变动的前夜，人心浮动，知识界分化的趋势加剧。在这个被称为“世纪末”的时期，欧洲文艺界一些富有才华的代表人物经历着深刻的思想危机。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阶层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和颇为强烈的憎恨。为了给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开辟施展才能的新天地，他们中有些人率先走向唯美主义的殿堂，在文学方面倡导“为艺术的艺术”（Art for Art's sake），认为“不是艺术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王尔德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