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法] 司汤达
译本序 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是最无私而又公正的。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以后,在毗邻的德国立即引起文学巨匠歌德的注目,耋老的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称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司汤达的这部小说在俄罗斯也有它的知音,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 而在本国,《红与黑》却遭到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评家圣佩韦讥讽作家笔下的人物尽是些“机器人”;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的残忍”。公众对这部小说也十分淡漠,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册,后来依据合同又勉强加印几百册,纸型便被束之高阁。 这正是司汤达在世时整个文学际遇的一个缩影:他所写的三十三部著作,只出版了十四部,而且大部分长期躺在书店的架子上;只有巴尔扎克为他的《帕尔玛修道院》写过一部题为《亨利·贝尔》的专论,发表了有分量的赞许。 但是,司汤达最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一再坚称:“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历史实际上绰绰有余地兑现了这些预言。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泰纳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造就出的文人掀起“发现”司汤达的运动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司汤达早已赢得他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理应占有的重要地位;以《红与黑》为最高代表的他的一些杰作,早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司汤达在为《红与黑》初版所写的“出版者告读者”中声称,他的这部作品“是在一八二七年写的”,“在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已经做好了出版的准备工作”。这句话只有一半真实。我们知道,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司汤达,对一切都心存疑窦,因此处处设防,养成了掩掩藏藏的习惯。为了能在作品和书信中畅所欲言而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