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以至于非要把我的生平向他人讲述不可。在我鼓起勇气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更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件、灾难和考验，已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的。我让自己站在前面，仅仅是作为放幻灯片时的解说员；时代提供了图景，我无非是对这些图景加以解释而已，因为这并非我个人的经历，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的负担如此沉重。我们中间的每个人，即使是年纪最小或是最微不足道的，无不在心灵深处被欧洲大地上几乎是无休止的火山般的激荡所震撼。我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具备像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恰恰站在震荡最激烈的地方。震荡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存的条件，使我彻底脱离了与过去的一切联系。震荡戏剧性地把我抛入一片荒漠，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 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一切失去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需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偏见。 由于我脱离了原来的根系，甚至脱离了养育根系的土地——像我这样公正的人在哪个时代都是罕见的。一八八一年，我出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可是在如今的地图上已找不到它：它无声无息地被冲刷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那是一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多个国家曾在此建都的城市，在它沦为德国的一个省会之前，我像罪犯似的逃离了它。在那里，我用母语写的文学作品被烧成灰烬，而在我身处的这个国家，我的书成了上百万人的朋友。因此，我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不过是作为一个陌生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朋友；就连我心中选择的故乡欧洲，在同室操戈的第二次自相残杀之后，在我心中业已消失。与我的愿望相悖，我见证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而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