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曾如饥似渴地吞咽过不少外国文学（包括戏剧）的译本，其中尤以阅读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小说和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些黑白封面的欧美名著（如巴金、丽尼、陆蠡译述的屠格涅夫作品等等）兴趣最浓。虽然我从未系统研读过欧洲文学史之类的专著，但经常在书店里站着翻阅一些久闻大名的经典，看到那里陈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多，对这位俄国大文豪早就肃然起敬。他的姓氏中文译名第一个字“陀”，其实与原文发音相去甚远，可能也和其他许多外国人姓名的中文音译一样，保留着当年全国出版中心上海的沪语读音痕迹。然而这个“陀”字加上我浮光掠影地从作者简介中读到宗教哲学在他作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再辅以他的画像和照片所展示的悲怆神情，我总是把他和苦行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自上世纪前期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陀氏作品的中译本基本上只有耿济之译自俄文和韦丛芜译自英文的两套。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陀氏文风的特殊性，我多次尝试“啃”那些译文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到五十年代过半以后，我才二十多岁，浑然不知兰山学海的高低深浅，仗着仅学了四五年俄文这点可怜的“底气”，通过预订购得苏联在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间陆续出齐的十卷本陀氏文集，居然雄心勃勃地妄图对这座碉堡发起强攻。不幸的是，除了《白夜》、《舅舅的梦》以及果戈理风格最鲜明的《庄院风波》（即《斯捷潘契科沃田庄与庄院中的人们》）等几个在多种意义上不那么厚重的中篇外，从《罪与罚》一直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那黑压压一堆“庞然大物”，还是令我望而生畏。倒是五十年代末公映的苏联彩色故事片《白痴》，由于编导坚定地聚焦于原著第一部的“名花归属”主题，不及其余，译制质量也相当高，特别有孙道临、张瑞芳这样台词功底深厚的名演员担纲为男女主角配音，使我顿悟洗练萃取对于提高文艺作品感染力和影响力是何等重要。 无论是《白痴》的读者还是观众乃至读者兼观众，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