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部中国近代史常让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缘于我们总是也只能通过前人留存的文字、实物和言语的“碎片”来感受历史和认识历史。中国近代史相较之前的中国史，碎片恰恰留得特别的多。 这好比一幅高难度的拼图，治近代史者面对的是从史料魔盒中倾泻而出的海量碎片，因此若无关节之言来定位之，统摄之，我们将经常看到错乱之图与失真之图。而本书选择的关节之言是“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谈“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并非是说在近代中国转型中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不重要，相反在纷繁的历史过程之中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变量。不过对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视乃至迷信确实是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梁启超即指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杜亚泉则发现，“吾国历史上内部之战乱，究其最重之原因，则关系经济者居多”。但到了近代与西洋思想相接触后，多演变为国民思想之冲突，由此产生的现象是近代中国“少数维新之士”总是试图凭借“先进”的思想来搅动不那么“先进”的社会，而且还经常效果显著。 1903年夏曾佑在《中外日报》上撰《论新党之将来》一文，把“逐满党”和“立宪党”放在一起批评，说他们“观其举动，则空言而止”——演说是空言！出报是空言！著书是空言！发电是空言！与反对者大哄也是空言！而且“终日所言，皆欧美、日本之粗迹，而于己国之历史之往事，社会之现情，瞠乎未之有睹，而且不屑道之”。可是到1912年，在袁世凯的奏疏里，这些在夏氏看来植根于“欧美、日本之粗迹”的“空言”却着实不空，变成了“人心由学说而定，莫可挽回者”！ 在夏曾佑眼中新党因咄咄“空言”而未来无望，到清廷因“人心由学说而定”而黯然逊位，其间距离不过九年，但“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的力量已昭然若揭。 1912年后各路人物仍然在不断阐释、演绎着这种似乎无所匹敌的力量。梁启超就说辛亥革命“由表面观之则政治革命、种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