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薇拉 作者前言 ……一九三○年五月，在写完《眼睛》之后，我立即开始着手创作《荣耀》，年底便完成了这部书稿。当时我和妻子还没有孩子，我们在柏林西部卢伊特波尔德大街上一座庞大阴暗的公寓里租了一间客厅和卧室。那公寓是独腿将军冯·巴德莱本先生的住所，他上了年纪，唯一能做的事便是专心修订家谱。他那宽大的前额有几分纳博科夫家族的特征，事实上，他与著名国际象棋手巴德莱本确实有点血缘关系，后者像我笔下的卢仁那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初夏的某一天，《当代纪事》的主编伊利亚·丰达明斯基从巴黎来，要买下我那还处在“生根阶段”（好比是收获之前的庄稼地）的书稿。他是个社会革命党人、犹太人、热情的基督徒和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总之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后来德国人在一座死亡集中营里杀害了他）。交易谈妥后，他兴奋地拍着大腿，从我家暗绿色的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个画面至今还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本书曾经有过一个相当迷人的书名《浪漫年代》（后来弃之不用是因为我倾心于更精练的词“荣耀”，它意指“英勇的壮举”、“高尚的行动”），我原本想选这个名字，部分原因是我受够了西方记者把当今时代称作“物质的”、“实用的”、“功利的”或诸如此类的呼声，但主要还是出于我写这部小说的意图。这是我唯一一部带有意图的小说，着重揭示了我那年轻的流亡者在最平凡的乐事和看似无意义的孤独冒险经历中发现的激情与魅力。 如果由我自己来指出这部小说的不足，那么某些类型的评论家就会无事可做了（特别是其中那些狭隘无知的家伙，我的作品对他们产生了如此奇怪的影响，也许竟会有人以为是我在幕后用催眠术害得他们做出一些无礼举动）。毋庸置疑，在这部小说近乎沦落为虚假的异国情调作品或平淡无奇的生活喜剧后，它提升到了一种极度纯情和充满忧郁的艺术境地，这种文学高度只有在我很久以后写成的《爱达》中才会再次达到。 那些想在书中寻找人道主义内容的人也许会问：《荣耀》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