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个春天最令我高兴的事，莫过于韩策的博士学位论文《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将要出版了。 我和韩策初识于2008年秋，那时他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大四的学生。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表达了想报考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愿望。我对此表示欢迎，但心存疑虑：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能做好历史研究吗？转年，韩策参加了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的招生考试，成绩排名第六。倘若经过复试后综合成绩低于这个排名，那他将很有可能无缘北京大学。幸运的是，那时候历史学系内部对于教育部的命题方式能否考出学生真正的水平抱有强烈怀疑，所以也就格外重视复试。作为复试命题人之一，我以为，研究历史首先得读懂史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因此我选择了宣统二年（1910）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一则长电，作为复试题目，要求考生加以新式标点，分值为50分。出这样一道题目，不只是要考察考生的文字理解能力，也是要考察他们对清末历史的熟悉程度，并且这样的题目对于所有考生来说都是公平的。笔试结果让我大感意外，有考生竟然只得17分，其他与试者大多得30多分，而韩策则得到47分。最终，韩策的两门笔试科目（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平均80多分，名列前茅，他的综合排名也上升到第二位，顺利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书。 复试阶段韩策的优异表现，很快打消了我心中的疑虑，而且我断定，这是一位可造之才。尽管在最初学习阶段，他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表现出较为稚嫩的一面，但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判断。而韩策也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不断证明着自己。他不仅在硕士阶段成绩优异，而且在2012年顺利通过硕博连读考核，随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以清末科举改制、废除以及癸卯、甲辰最后两科会试，作为研究内容。经过多年不断积累，他对中国近代史史料掌握范围之广，熟悉程度之深，在我所了解的当今史坛同龄人中，是极罕见的，并且得到许多同行专家高度赞赏。尤为可贵的是，他心思细密，对于史料，懂得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