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的德性
刘科
序言
在20世纪80~90年代,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被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是“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广州进修时曾亲自听到著名化学家、时任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蒋明谦教授的现身说法:“我从事化学专业大半辈子,但现在才领悟,今后化学如果不与生物学结合,想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将是很困难的。”他讲的这一番话使我很受启发,我不仅认识到生物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是很宽阔的,还认识到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将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生长点。所以,在和刘科(他是我临退休前最后一位硕士生)讨论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提出两点建议供他思考:一是要充分运用他大学本科生物学专业的知识优势;二是要面向21世纪,撰写紧扣时代的前沿性论文。1997年2月,当刘科将硕士学位论文《对现代生物技术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和反思》(初稿)交给我审阅时,英国科学家克隆出“多莉”羊的消息正刊登在报纸上。当我把登载此消息的《中国青年报》拿给刘科看时,也许由于他专业基础的敏感性,这迅速激起了他的兴趣,并立即将论文进行修改补充,增加了一节“克隆技术”,使论文在评论生物技术的历史发展情况时,触及生物技术发展的前沿,对克隆技术展开了哲学讨论。
自“多莉”羊出世以来,克隆技术发展迅速。在此期间,刘科不论是从事教学、科研,或是攻读博士学位,都能够紧密地跟随克隆技术的时代发展。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综述了当今世界对克隆技术发展和社会应用的种种论争、克隆技术概念的社会扩散、克隆人的伦理论争,对各国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态度和采取的社会调控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照刘科已经出版的《后克隆时代的技术价值分析》一书,再来细读2005年2月的《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可以对于中国代表苏伟为什么对这个《宣言》投反对票一目了然。苏伟表示,中国代表团之所以对《宣言》投了反对票,是因为《宣言》的表述含混不清,《宣言》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