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4岁的时候，经检查是SAR病毒携带者，被送到上海郊外的一个防疫隔离区接受治疗。隔离区里，是二十几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我们之间称“同学”，而叫医护人员为“老师”，就好像大家都没病，只是来参加夏令营一样。 事实上，那时候整个华东的大城市都已经陷落了，而直到我和老六扒在女浴室窗户外偷看佩佩姐洗澡的那个夜晚，闪着耀眼的光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的战机和主城区方向腾起的巨大蘑菇云，才让我意识到原来老师们说的事情，都是真的。 第二天，隔离区所有人都戴上了防辐射面具。郭老师反复强调辐射云已经覆盖了整个上海，叫我们在户外活动时千万不能摘掉面具，如果可以，三天内最好不要出门。 有女孩子站起来举手问什么时候能回家？ 郭老师摆摆手让她坐下，说：“大家放心，我们现在是最安全的，很快就会有人来接我们。” “老师，是不是永远都不能回家了？”那个女孩没有坐下，反而继续问。 老师没有回答，几秒钟的沉默后，不知是谁“哇！”的一声哭，所有人都跟着哭了出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2004年的6月16日。 当天下午，我和老六因为偷看女生洗澡的事情，遭到检举揭发，被惩罚去喂猪。就是喂猪的时候，我们在猪圈后面的篱笆上，发现了那一小株葡萄藤。 当时她还是小小的一株藤苗，攀着篱笆生长，又嫩又绿的小躯干上怯生生地抽条出几颗翠翠的芽儿。 “这是葡萄的藤，”老六说，“我在书上看过！” “你在什么书上看过？” 他扶了扶眼镜，说：“就是那本有小狐狸的故事书啊！” 老六比我小，是个还看着奥特曼的幼稚鬼。我嫌他幼稚而不想搭理，于是蹲下来仔细观察那颗葡萄藤。“你这么盯着她看也没有用，”老六说，“她要长好多、好多年才能长出葡萄来。” 听到葡萄，我的嘴就馋了。隔离区一开始是有食物供给的，后来战事不断扩大，供给越来越少，根本不够隔离区二十几个青少年再加上医护人员的长期吃喝。 后来化验科的杨大叔在隔离区外面不远的地方发现了这个废弃的小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