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我感觉不到我与社会或与他人之间存在热切的或本质的接触。这中间有隔阂。”有隔阂必先有对立的双方。在劳伦斯看来是社会或他人跟他对立。他认为“阶级是一道鸿沟，人与人最美好的交流全都被它吞没了。……是中产阶级属性的胜利使之夭折”。他是20世纪初期最具独创性同时也最引起争议的作家之一。从作品引起的反对之剧烈来看，同他相比，恐怕只有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有过之而无不及。劳伦斯的观点独特，要揭示人性中最深邃的本能，而人性乃是人类的“一种保持原样的巨大能力”，所谓的现代性或现代主义不过是“每个文明末日的东西”。他认为，金钱和机器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大敌，“英国真正的悲剧在于其丑陋。……乡村是那么可爱，而人造的英国却是那么丑陋不堪。”要摆脱所谓工业文明及其代表——中产阶级——强加于社会的种种禁锢与束缚，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重新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男女间的关系。他期盼的是没有铜臭，崇尚爱，不受制于社会等级、家累以及种族至上、宗教至上等思想的崭新世界。 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他既是诗人又是预言者。作为诗人，他直接用感受去写花、鸟、兽，以无比的深沉与力度去写感情的冲突。作为愤怒的预言者，他告诫人们：他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毫无生气，极度贫乏；他鼓吹崭新的爱的方式与崭新的友情的方式。小说要有未来，就必须有“勇气”，“不用抽象概念解决新问题”，小说“必须向我们描写新的、真正新的感情和整个儿全新的情感轨道，从而使我们摆脱旧的感情套路”。 《白孔雀》是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的处女作，初显他观察大自然之敏锐和叙述故事之兴味。第二部小说《越雷池者》（The Trespasser，1912）里，景物变化衬托人物的心情变化，是极为精彩的再创作，主题是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缺乏温暖。他在后来写的一些小说中又进一步探索这一主题。一般认为劳伦斯早期的主要小说中，以第三部颇多自传成分的《儿子与情人》写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