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演讲集

贺麟
题记 本书据上海人民社1984年8月第一版整理。 序 周谷城 我与贺麟同志的接触,自解放后,特别多起来。他是专攻哲学的,对黑格尔哲学有深刻的研究,尤其介绍黑格尔逻辑很有功劳。我是研究历史的,也很重视哲学。解放后,我到北京的机会多了;每次到京,几乎都要找他谈哲学,打听学术界对黑格尔哲学翻译介绍情况怎样。我在五四运动时期,对各种思想,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等,都想研究,对各家哲学,如柏格森、罗素、詹姆斯、杜威等的著作,都想钻研。当时年轻,有些自命不凡,甚至有些狂妄,总以为多读些书,由博返约,总有一天可以自树体系,成一家之言。事情真有些凑巧的地方,我这样作,居然组成了一个体系,后来商务印书馆于1924年把我的书印出来,书名就叫《生活系统》。 不过历史发展很快,革命形势逼人,不能让我关起门来讲系统。于是下定决心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1921年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便以邮购的方法,向日本东京丸善株式会社买《资本论》两套,一为英文本的,一为德文本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一师附小任主事,看我读这类的书,半庄半谐地对我说:“你看这些,不怕惹麻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烦吗?”我说:“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其实我错了,他的话是对的。后来,1924—1927年的大革命我参加了,曾任省农民协会顾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贺麟同志说我参加革命较早,大概是指此。当时我在长沙曾发表两篇“论租谷”的文章,其中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颇引起教育界同人的讥讽。1927年春到武汉,毛泽东同志找我到他自己所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任干事,做一点宣传工作。承他鼓励,又发表了一篇“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的文章,其中也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反响极好。但麻烦就发生在这里。宁汉分裂以后,湖南反动势力抬头,就有人利用我写的几篇文章,要给我以麻烦。幸喜我已由武汉到了上海。1927年秋到1930年春,我在上海以卖文及译书为生,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