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站在世界看中国 翻看这本《看中国》，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过去30多年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言人人殊。有人从生产要素角度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便宜；有人从制度角度分析，认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放权让利，调动基层的积极性，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了许多国际人士，发现他们也都在试图解答这个“中国之谜”。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人士对中国应对危机的效率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反思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 概括而言，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福利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引发的危机，所以应该减少社会福利，提高社会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贫富差距两极化的恶果，因此要均衡发展，人民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应该说，两个问题都存在。本来人民能够享受多少福利，应该根据所在国家发展水平来决定。可是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各国政府竞相提高民众福利。如果社会福利长期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必然引发危机。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两极化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严重恶化，而且将会继续恶化下去。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相对还是稳定的橄榄型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慢慢演变为金字塔型社会，社会稳定度也在相对下降。 怎样才能找到经济发展活力和民众分享利益的均衡点？皮凯蒂建议，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显然，这样做势必抑制社会活力，因此是不可行的。但是如果在贫富差距恶化面前无动于衷，任其发展，也会引发社会动荡。就大趋势而言，不能大折腾，还是要微调，既要照顾到民众利益，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