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王德强 20世纪末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开端，在“冷战”体系下长期压抑且得不到释放的族裔主义，开始全面复苏和爆发，伴随着国家裂变、民族纷争、种族仇杀、宗教复古、原住民运动、泛民族主义运动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国际性再次凸显。 超级大国美国“种族主义”重新泛起，“黑白之争”连续升温并持续发酵；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让全世界哗然。在英国寻求脱欧之际，2014年苏格兰举行了独立公投，仅两年之后，苏格兰宣布再次“脱英”公投，“分还是合”的古老命题仍困扰着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欧洲浪漫之都巴黎的恐怖袭击震惊世界，折射出自由法国乃至欧洲深层次的民族宗教矛盾。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西亚北非局势的蛮横干涉，导致的欧洲难民危机，反射出冷战之后的霸权主义仍挥之不去。叙利亚问题已经成为大国角力和博弈的竞技场。乌克兰危机既凸显出“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的深度对立，又折射出该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因民族问题引发的缅北冲突持续不断，昂山素季重启21世纪彬龙会议的计划，步履维艰。 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不是“想象的共同体”。人类社会是民族的大千世界，当今世界仍有两三千个民族。民族多，国家少；多民族国家多，单一民族国家少，是当今世界的常态。如何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实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国民整合，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观念和实践多以消除差异为目标，其手段不外乎武力征服、强迫同化、驱赶围困，甚至赶尽杀绝。这种手段或政策，在西方殖民主义时代形成了通则，并被推向极致，为今天世界民族问题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遗产”。 殖民时代结束后，随着同化、熔炉政策的整体性失败，多元文化主义开始成为西方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普遍性潮流，但是好景不长，“多元文化主义已经过时”的论调接踵而来，与之相呼应，“文明冲突论”甚嚣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