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87年，齐鲁书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由王汝梅等校点的《金瓶梅》删节本。按照学校下发的通知，确有研究需要的教师，可以提交购书申请。当时，我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一名助教，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打了报告，居然获得批准。或许是此书过于“珍贵”了，我拿到书后并没有坐下来好好阅读，而是忙着四处向人炫耀。这就直接导致了此书在两个月后的失窃。 几年后的一个晚上，在北京的白家庄，批评家朱伟和几位作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因为还没有来得及读完《金瓶梅》，当然不敢置喙。但朱伟先生那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的断语，让我这样一个“红迷”深受刺激。回到上海后，就立即躲进学校的图书馆，将此书完整地读了一遍。 不用说，我如此急切地阅读此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固有的信念：所谓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世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读完《金瓶梅》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对朱伟先生那句明显偏激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收集《金瓶梅》的版本，几乎是每隔两三年，就要将《金瓶梅》重读一遍。有了好的本子，我也会将它复印出来，分赠好友；每遇“金迷”，必时相切磋，引为同调。 《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在中国小说史上，无论是世界观、价值观、修辞学，还是给读者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金瓶梅》都是空前的。时间的流逝从未减损它的“毒素”或魅惑力。然而，在《金瓶梅》的阐释史上，虽说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知音般的读者和研究者，同时也积压了越来越多的误会和曲解。 在反复阅读《金瓶梅》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瓶梅》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我的种种困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