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年来，我似乎一直处于“两栖”状态： 一方面从事所谓“学院派”的、“学术型”的研究和教学，是为“专业”；另一方面则不断应约受邀为各类报刊和媒体写作评论、散议和随笔，属于“业余”。按照惯例，前者一般比较“正襟危坐”，而后者应该相对轻松和灵动。就写作而论，这当然是两种相当不同的行文感觉，所谓“两栖”，指的即是这个意思。 笔者自忖，保持这种“专业”和“业余”同步进行的“两栖”状态，一方面是顺应学院教师身份和社会音乐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我对自身定位的某种“有意为之”。我曾在自己的一本学术文集《音乐的人文诠释》的后记中坦承：“音乐学和音乐学家，在中国的音乐生活和知识生活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当时的自己，而且时至今日，依然还是一个不断困扰自己的问题。”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我近些年来念兹在兹的一个关切是，音乐学术应该介入、参与甚至干预音乐生活。这一关切或许来源于我的音乐—文化信念： 音乐虽是一种具有鲜明独立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但它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任何音乐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它的鸣响和运动一定承载着时代的脉搏、民族的基因、地域的风俗、历史的遗存和个人的创意。然而，在一般音乐听众甚至是专业音乐家的脑海里，对音乐的聆听、接受和理解是否需要涉及上述的那些复杂的，有时是深奥的历史文化维度？就国人的音乐意识而论，我觉得情况并不乐观。就此而论，我认为音乐学家有责任、有义务为广大的音乐听众（包括专业的音乐家）牵线搭桥——牵文化之线，搭历史之桥，解读音乐的文化内涵，诠释音乐的历史意蕴。因此，学院派音乐学家的“专业”就其根本而言，其实与普通听者的“业余”喜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接轨。具体到我自己，以“专业”为倚靠的“业余”写作也就顺理成章。 那么，就普通音乐听者和读者而言，他（她）们如果喜爱音乐并渴望了解音乐，从什么方面入手最为有效也最为有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