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对中国有哪些借鉴 ——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序言 马戎 中国作为一个国土辽阔、族群众多、历史悠久的古文明大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下被动地走上从传统的帝国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型之路。清朝治下的中原地区与边疆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内外各种矛盾交织作用下经历了无数冲击，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才得以重新建立统一的行政体制并迈入经济现代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在政治斗争和“土改红利”的基础上，阶级情谊和对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超越了传统的族源、语言和宗教藩篱，中国各族精英人士与基层民众之间一度建立起情感相通的阶级认同，“祖国山河一片红”，各族人民热情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终结后，随着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错误的公开批判和“伤痕文学”的流传，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工作。而在民族和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以及一系列以少数民族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的实施，在中国社会中重新构建了“民族认同”，并导致人们开始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身边发生的各种经济矛盾、治安问题、司法公正和社会冲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与西部边疆地区的发展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而21世纪初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的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又使这些差距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近年来的民族关系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这使中央政府把西部边疆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也使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民族问题。 社会科学的专题研究可以选用两个切入点。一个是纵向研究，即努力追溯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族群互动交往的历史轨迹和变化规律。今天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割断历史，我们不可能深刻理解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