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可能最令中国人唏嘘不已的，就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结局——大清帝国落得一个“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的境地。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抵同期开展，历时三十余年，但为何最后的较量却是以中国惨败而告终？究其缘由，其中一条便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工业近代化是由天皇诏令自上而下推进的，而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的工业近代化则是自下而上由地方大员推行的。前者有通盘考量与一系列保障政策，而后者只是地方洋务派官员各自为政并无统一规划。 按照当时的一般性经验，后起国家均将工业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推进，既需要统一的政策与政令，也需要稳步的、持续的执行与实施。德国、沙俄、日本的成功经验皆归于此。1842年魏源编著出版《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夷之长技”——欧洲工业化所造成的“船坚炮利”，让数百年来几乎停滞不前的中国领教了“19世纪的意义和工业革命的无情力量”。1862年到1874年“同治中兴”时期，李鸿章上奏清廷，“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以制造火器的军事工业为先导的“自强运动”掀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工业化序幕。19世纪90年代，以甲午战争失败为标志，洋务运动宣告失败，同治中兴昙花一现，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国家工业化运动也随之夭折。但客观上，这场工业近代化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逐步兴办，为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国家注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元素；另一方面，中国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日益关注并重视工业化问题，进而逐步激发了追求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热情。1897年，梁启超评论道：“中国之人耐劳苦而工价贱，它日必以工立国者也。”严复也说：“百工之事，于国财有增进否？平而观之，必有所增，始无疑义。”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