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是个古怪而闷热的夏天。那年夏天他们把罗森堡夫妇送上了电椅，而我当时还不知道在纽约做些什么。我对行刑一无所知，一想到要被电死，我就直犯恶心，可报纸上全是这些东西——头条上的大字就像一个个凸起的眼球一样瞪着我，从街头巷尾，到透着霉味和花生味的地铁口，无处不在。这桩新闻跟我毫无关系，但我就是忍不住去想，被延伸到所有神经末梢的电流活活烧死是怎样一种感觉。 我想那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纽约已经够糟了。早上九点，前一晚悄悄潜入的那种虚假的、乡间特有的潮湿清新的气息，就像一个甜美的梦境尾巴一样消失殆尽了。炙热的街道在太阳底下出现了曳动的虚影，就像朦胧的海市蜃楼闪现在花岗岩峡谷底部。那些车顶被阳光炙烤得嗞嗞作响、闪闪发亮。干燥的、夹着煤渣的尘埃被风吹进我的眼睛，落进我的喉咙。 我总能从电台或办公室的人嘴里听到罗森堡夫妇的消息，以至于我完全没法把他们从我的脑海中剥离出去。我第一次见到尸体时也是这样的感觉。过了好几周，我还是能看见尸体的头，准确来说是头的残骸，浮在我早餐吃的鸡蛋和培根后面，或是巴迪·威拉德的身后。我看见尸体这事，首先要怪的就是他。很快我就感觉自己到哪儿都带着这颗头，用线系着，就像带着某种散发着酸臭味的黑色无口气球一样。 我知道那个夏天我有点不对劲，因为我一个劲儿地想着罗森堡夫妇，想着我有多蠢，竟买了那么多又贵又不舒服的衣服——它们像鱼一样僵直地挂在我的衣柜里。我还在想，大学期间我志得意满地积攒的那些小小成就，在麦迪逊大街光滑的大理石和玻璃建筑面前，都化作了泡影。 那本该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光。 在美国有成千上万跟我一样的女大学生，我应该算得上是其他人的忌妒对象。她们想要的无非是像我这样，穿着某次午休在布鲁明戴尔百货买的七码漆皮皮鞋，配一条黑色漆皮皮带和一只同色皮手袋到处转悠。我的照片被刊登在我们十二个女孩任职的杂志上，彼时我正在某个“星光屋顶花园”喝马天尼。我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