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父亲死了。 一头撞在电线杆上死的。 严肃古板地活了一辈子，最后竟然撞在电线杆上，结束了他一本正经的人生。 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就算是愚人节，我们家也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不会出现这样的幽默。还幽默呢，幽默在我们家就是禁忌。当然，这并不是说幽默在我们家不存在。任谁都觉得好笑的事，我的父母都很郑重其事，就像视死如归的战士一样，这才是我家的幽默。不过，真要说有幽默吧，也只能说他们那种万事带着革命精神、一本正经的态度和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幽默。虽然说不上来为什么，但确实挺好笑的。比如这样的事： 那是我高中的一个寒假。我的父亲高尚旭，曾经的游击队员，吃了快二十年的牢饭之后，选择远离资本主义的中心首尔，回到既不通车也不通电的老家扎了根。一个视资本主义为敌、终生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回到了连资本都没有的山沟沟，说来也是一种幽默。不过也是，你说在独裁政府掌权的韩国，社会主义者还能上哪儿？于是，眼看就到花甲之年的父亲成了一名新手农民。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父亲有时还是可圈可点的，但作为一名农民，只能说一塌糊涂。他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意识先行的农民。父亲热衷于《新农民》杂志，把它奉为行动指南，一板一眼地照着里面的指示播种、除草、施肥。母亲给父亲干的农活儿起了一个名字，叫“纸上种田”。 “《新农民》让他什么时候除草，他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也不管那草长得多高。你管它《新农民》说什么，草长出来了你就得拔，种田哪能照书上种啊？” 但无论母亲怎么唠叨，父亲就是对纸上的文字坚信不疑，毫不动摇。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对文字的信仰，父亲在读完《共产党宣言》之后，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专家要是什么都不懂的话，他能那么写吗？” 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一头扎在那《新农民》之类的农业书里，母亲咂着嘴，拿起镰刀走了出去。 母亲帮忙的时候多少还好一些，否则光靠父亲的纸上种田法，结局就是年年歉收。那年冬天就是如此，他们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