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以一名白人女性的身份在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开始了我的人生，而且很可能将以一名犹太妇女的身份在柏林度过我的余生。别担心，我并不打算介绍自己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的历程。在我出生的时候，“犹太人是否应该算白人”这个问题在美国南方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有这样一句流行语：”惠勒·帕克（Wheeler Parker）牧师，也就是埃米特·蒂尔的表哥告诉我，“‘如果我是生活在美国南方的天主教徒，我得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担忧；如果我是犹太人，我会准备收拾行李；如果我是黑人，那我早就离开了。’” 在我8岁时，我最好的朋友向我郑重宣布她不能再和我玩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更喜欢搭建树屋而不是玩芭比娃娃，我们都喜欢读书，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是在树林中寻找通往纳尼亚的入口。不过，在听说犹太人杀死了耶稣之后，她还是选择了结束我们的友谊。我们全家人做礼拜的教堂遭到了燃烧弹的攻击，大多数犹太人社区对此一声不吭，我很庆幸我母亲并没有这么做。我出生于1955年，此前不久，我的父母从芝加哥搬到了亚特兰大。母亲参加了当地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运动，因此在《看客》（Look）杂志上露了脸，并一度成为三K党的午夜电话骚扰对象。 没有人希望被贴上加害者或受害者的标签。犹太人在埃及的土地上曾经当过奴隶，因此必须和其他受压迫并向往自由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这也是我母亲所信仰的朴素神学的主要信条。很久以后，我走上了哲学这条路，开始追随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脚步。这位枯燥的普鲁士教授撰写了一些关于普遍正义的形而上学著作，他还主张所有的理性动物都应该遵守相同的道德律令，甚至上帝也不例外。我觉得我的选择和母亲早年对我的影响不无关系。 我的家族中没有谁是集中营的受害者，据我所知也没有人死于犹太人大屠杀。20世纪初，我的祖父母在安全抵达芝加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他们的东欧往事。事实上，祖父是个无比爱国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