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在叙述之流上的“个人”——“七十年代生人”观察 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说：“在同一代人中出现的作家有同类别的，同流派的，同灵感的，同阶层的，同状况的，他们几乎以相同的方式执笔描述相同的东西，每人加添专属于自己的独特花边……”这似乎是真的。无论我们同意与否，时代，都在以它所特有的方式，赋予一代人以共同的精神背景与思想感情，再敦令他们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记下这一切。那么，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作家，该如何界定普鲁斯特所说的“相同的东西”呢？这一“相同的东西”又是如何逐渐渗透并改变着当下文学的面貌的？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批评界共识大于分歧。李敬泽在1998年的文章《穿越沉默》中提示了若干进入这一代人写作路径的关键词——比如“历史”“父亲”——并在随后的十五年里被评论者们以不同的方式涉及，仿佛回音壁一般，发出缕缕不绝的回响。这固然验证了批评者的远见卓识，但是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七十年代生人的变化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考察七十年代生人的创作实践就会发现，作为他们“文本的芯子”的“个人”，其实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叙述策略上，“个人”不断地“旧貌换新颜”。 一 “个人”起初在七十年代生人的文本中露面时是生机勃勃的，带着野孩子的鲁莽和激情，就连空气中也散发着荷尔蒙过度分泌的气味。这在卫慧和棉棉以“美女作家”的姿态招摇过市时已表露无遗。此时的个人形象是鲜明的，还不像后来那样蒙着暧昧的光，具有较高的识别度。个人是孤独的，是狭小空间内封闭的“自我”。“我们都来自破碎家庭，我们的童年都极为阴暗，我们的书都念得不好，我们小时候都没什么孩子理我们，我们的哮喘病都差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长大后都不愿过父母给我们安排好的生活，我们都没什么理想，不关心别人的生活，我们都有恋物癖。”棉棉的《糖》完整勾勒了“我们”的样子。“我们”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