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在书桌底下收藏了一大箱录音带。虽然内容都已经转录为文字，但我还是乐于不时拿出来听听。 有些录音平静，容易听懂，内容都是美籍医生的谈话，以及不时插入的咖啡杯碰撞声或传呼机哔哔声。剩下的录音半数以上都非常嘈杂，录的都是在李（Lee）家的声音——李家是苗族难民，一九八〇年由老挝移民到美国。在婴儿的哭声、孩童的嬉戏声、关门声、碗盘碰撞声、电视声、空调有气无力的轰轰声等背景噪声间，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不时夹带着喘息声、鼻息及吸唾声，或在苗语的八个音调间上扬或下滑时发出类似蜂鸣的嗡嗡声。父亲的声音则更洪亮、更慢，情绪也更激烈。我的口译员在苗语及英语间切换，音量较低，语气恭谨。这些嘈杂声唤醒了一波波感官记忆，包括红色金属折叠椅的冰冷感——这张椅子是客人专用的，我一踏入李家公寓，它就摆好等着我入座；还有辟邪物投出的影子，那个物件用麻绳绑着，由天花板垂下，在微风中摇摆；以及苗族菜肴的味道，从最美味的“瓜泥刷”（quav ntsuas，类似甘蔗，带有甜味的植物茎部），到最恐怖的“泥杀调”（ntshav ciaj，生的猪血冻）。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我第一次坐上这张红色折叠椅。同年春季稍早时，我来到李家人所居住的加州默塞德（Merced）县，因为我听说这里的州立医院中，苗族病人与医疗人员之间有些不寻常的误会。有个医生称这些误会为“碰撞”，听起来就像两组不同的人马砰地迎面猛撞上对方，还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与玻璃破碎声。然而，冲突的过程却常是一团混乱，很少正面相对。双方都受到伤害，却没有一方知道碰撞是由什么造成的，也不知该如何避免下一次撞击。 我一直认为，最值得观察的活动并非发生在中心，而是在交界的边缘。我喜欢海岸线、锋面以及国界，因为在这些地方总能看到耐人寻味的摩擦与矛盾。比起站在任何一方的中心，处在交界点上更能看清楚双方。尤其当你站在两种文化中间，更是如此。当我初次来到默塞德时，我对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