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约翰·威尔金斯在他的《墨丘利，秘密敏捷的信使》（一六四一年）一书的开头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书写艺术在发明伊始就显得那么地神奇，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新近发现的美洲人身上看到。他们看到人同书本对话会惊讶不已，几乎不敢相信纸片能说话…… 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名印第安奴仆；他被主人派去送一篮子无花果和一封信，却在路上把篮子里的东西吃了一大半，只把剩下的送到收信人手中；这个人读了信，发现无花果的数量与信中提及的数量不符，指责奴仆偷吃，告诉他信中说的同他送来的不一致。但这名奴仆（尽管证据确凿）矢口否认，咒骂那封信，把它说成满纸胡言、撒了谎的证人。 此后他又被派去送相同的东西，也有一封信写着送去的无花果的确切数目。他故伎重施，在路上吃掉了大半的无花果；但是，为了不招惹麻烦（以免受到上次的指责），他在吃果子之前拿出那封信，把它藏在一块大石头底下，告诉自己这回可放心了，既然信看不到他偷吃无花果，也就不会告诉任何人；但结果他受到了比上一次更严厉的指责，不得不承认错误，对信纸的神奇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他在每次执行命令时都忠心耿耿，不敢有半点差池。 威尔金斯书中的这一页似乎同许多当代理论大相径庭，在这些理论中，书写被看作衍义活动的绝佳例子，每一种书写（或口头）文本都被看作一台生产无限延迟的机器。当代理论间接地同威尔金斯的观念相左，认为文本一旦脱离了发出者（以及发出者的意图），并且离开了发出的语境（及其所造成的结果，即丧失了意向所指物），就会漂浮（姑且这样描述）在具有无限多诠释可能性的真空中。于是，没有什么文本可以根据由确定的、本原的和最终的权威意义构成的乌托邦世界来得以诠释。语言所表达的总是超过它那无法企及的字面意义。这种字面意义在文本发出之时就已经丧失了。 威尔金斯主教——尽管坚定地认为月亮上有人居住——是一位具有渊博学识的人物，他讲的许多东西对于学习语言和一般衍义过程的学生来说依然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