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与边疆:《通典》与中国制度传统
顾涛
序 篇
略谈《通典》的意义
张国刚
唐代著名典志史著作、杜佑(735—812)撰著的《通典》,是中古史学者案头的必备书。杜佑出身于城南杜氏家族,先祖杜预《春秋左氏传注》,是现存最早的《左传》的权威注疏。杜预还是一位军事统帅,西晋平吴的统一战争中,杜预被晋武帝任命为西路军统帅。唐诗《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中的王濬直取金陵,他就是杜预的部下。
杜佑以门荫入仕(父亲杜希望曾任主管外事工作的鸿胪卿,从三品)。门荫入仕在唐代曾经出了很多人才,比如杜佑之前的开元名臣姚崇,杜佑之后的会昌权相李德裕。杜佑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在地方上任职多年,以处理兵刑钱谷之类事务见长。与先祖杜预是学问家和政治家一样,杜佑也具有学者兼能臣的品质。在德宗朝,他历任节度使、三司使、同平章事(宰相)等重职。《西塞山怀古》的作者刘禹锡曾参与永贞革新,与杜佑交往甚多。杜佑还被王叔文等作为与宦官集团斗争的盟友(杜佑挂名掌管财政的三司使,王叔文为副使掌实权)。但是,杜佑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史学名著《通典》。
一、 为什么会有《通典》
中国史学自《尚书》《春秋》以及《史记》《汉书》以来,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而唐宋经世史学中,《通典》《通鉴》最具代表性。
可是,《资治通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宋元之际的学者马端临在肯定《资治通鉴》贯通古今的同时,又指出了其缺失:“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尽管马端临体察司马温公的难处,但是他依然认为,历朝兴亡的原因未必相似,但对典志的因革损益,却必须融会贯通,原始要终。总之,治国理政需要《通典》这样的书。此其意义一。
三代文明,孔子最推崇周礼。周制尚德礼(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秦制尚政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折中形态就是汉朝的“霸王道杂之”,以及之前的过渡时期高祖至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