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还可否拯救？——谈谈我的《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 刘东 一 这本书表面上的起因，是去年夏天收到了前往上海讲演的邀请，而且还真不好意思推托。可即使这样，我长期形成的习惯仍然是，决不会拿一篇旧稿去糊弄事儿，否则要么只能敬谢不敏，要么就抖擞精神另起炉灶，由此才有了去年8月的那次讲演，题目正是《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 不过，这本书更深层的起因则是，自己一直都在关注“全球化”问题，也曾多次在清华大学主讲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它的讲稿早在十一年前，就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只不过标题改成了《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有点天意弄人的是，那本书刚刚出版两年，特朗普就戏剧性地赢得了大选，而这个世界也就跟着头足倒立起来，也就是说，主导势头又从“全球化”陡转成了“逆全球化”。——由此一来，我产生了一种深层的不安，很想抽出时间重新检视那本旧作，针对新的情势发出新的思考，最好还能找出时间写出新的著作。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结，我索性把去上海讲演的外在任务，转化成一种激发写作的内生动力，为此特意拟定了这个讨论“后全球”的题目。而在此之前，虽则有关“后全球”的那类著作，私下里默默地看了不少，我却一直未曾在公开场合提及，更没有贸然向哪家推荐引进翻译，唯恐会不利于大局。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长期以来都在遵循陈寅恪的“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大家听到这里，自然就可以理解了，我不愿只拿篇旧稿去讲演，还是在奉行这样的“四不讲”。虽则一方面，这样自找压力肯定会很“吃重”，可另一方面，却也很可能会有不期而遇的收获，也就是会逼出很多新想法来，并且很快就能誊写到稿面上。由是也就可以想象了：等自己再回到学校的办公室，很快就会投入下一轮写作，而在大半年后便会形成这本书。——还有一点：由于我在严守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