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序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历代历朝，没有一个国家对作为武装力量的军队不加重视的。结束五代兵变、篡权局面的宋太祖赵匡胤，对军队与政权兴衰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建国之后，以“养兵可为百代之利”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有宋一代养兵高达一百二十六万之多，为中国历史上所少见，不能说是不重武。但另一方面，由于赵匡胤承五代藩镇割据之后，对骄兵悍将给专制统治造成的巨大危害有着直接的感受，因此在夺取政权后，即针对将、兵中的不利于专制主义的各种因素，“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纤细靡遗，以致“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了不少消极因素。 宋太宗赵光义篡权起家之后，原打算通过消灭北汉，收复燕云，以改变自己不大光彩的形象。但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辽高梁河之战，宋军大败亏输，宋太宗乘驴车逃逸。从此，宋太宗在治国政策上做了重大的调整，防内重于防外，把预防搞政变的奸邪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守内虚外”的政策下，武将成为防范的重点，所谓“重文轻武”“以文驭武”的局面，在宋太宗时既已形成，真宗、仁宗两朝不过是此前政局的继续，由此所造成的恶果则在这两朝彻底暴露出来。对上述宋初立国国策及其演变，先师邓广铭先生的研究给后人开创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应当继承下来，并沿着这个途径继续探索，使此前的研究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陈峰同志，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前几年完成了《漕运与古代社会》一书，现在又写出了《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一书。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从多角度进行观察和探索，对宋代“崇文抑武”这个重大问题的观察和探索，也同样是如此。《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一书，是从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史实入手的。是稿充分利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及野史、笔记等大量宋代原始资料，详细地论述了赵匡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