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讲坛丛书”总序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眼下这套“中西讲坛丛书”，与以前那套“讲学社丛书”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这就要翻拣和征引以往的说法，来凸显那条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了。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这样的渊源关系就意味着，丛书的主旨仍将保持不变，还是要来发扬当年讲学社的精神。回想起来，我是在着手复建清华国学院的时候，发现了梁启超的此一讲学计划，乃至还发现了他亲笔谋划它的手稿，而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它的第一条：“本社因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最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讲演。”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着眼，对于理解早期国学院的这位导师，他这种讲学规划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正如我曾在上一篇总序中所说： 自从梁启超写出《欧游心影录》之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总有人误以为他走向了守旧与落伍。然而，正在这个起草中的“讲学社简章”，才证明任公仍然着眼于中西会通，——只不过，这位眼界更加开阔的思想弄潮儿，所渴望的却须是更加深入的会通，而为了达到这一点，就既要学术性地回归中国传统，也要倾听最高深的西学话语，更要鼓励两者间持续而激烈的对话。（刘东：《“讲学社丛书”总序》） 在梁启超生活的那个世纪，中国的国力也实在太弱了，也只有这位横跨政学两界的巨子，才敢构想这样的计划，才能实施这样的计划。正是出于这样的估量，我才会在一次“答记者问”中指出： 中国现代史上几次最著名的来华学术交流，就是由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所发起的，该团体曾经每年一个，先后请来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进行较为长期的学术交流，不仅在当年轰动一时，而且对于此后的文化也是影响久远。（刘东：《宽正·沉潜·广大·高明》） 不待言，也正是为了效仿这个榜样和落实这种构想，我们才在复建后的清华国学院，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先后请来了好几位著名的学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