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埃里克·索斯沃斯 我的前任维森特和菲利克斯 以及埃利德 1 自我离开牛津，那三人中的两位已经去世。这让我不禁迷信地想，也许他们当时等我到那儿、共度一段光阴，就是为了让我有机会认识他们、现在能谈论他们。因此，我——同样出于迷信——有义务谈论他们。他们一直等到我不再跟他们来往了才离开人世。如果我仍然待在他们的世界，待在牛津（仍然生活在他们的日常中），或许他们今天都还活着。这种想法不仅迷信，也很自负。不过，要谈论他们就得谈到我自己，谈我在牛津的时光，尽管现在正说话的人已经不是当初待在牛津的那个人了。看似是同一个，实则不然。如果我把自己称作“我”，或者使用自出生便伴随我且将来一些人赖以回忆我的名字；如果我讲的事情跟其他人安在我头上的事情恰巧吻合；如果我把居住了两年、之前或之后都由其他人居住的房子称作“我的家”，那只是因为我更希望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而不是因为我相信仅凭记忆一个人便可以始终如一，哪管时移世易。在这儿讲述目睹与经历之事的人已不是当年目睹与经历那些事的人了。他也不是那个人的延续，不是他的影子、继承者甚或篡位者。 我的家共三层，上窄下宽，呈金字塔形。我在牛津的工作任务几乎为零，或者可以说是压根儿不存在，所以多数时间我都待在家里。确实，牛津是全世界工作最少的城市之一，这一点无可辩驳。在这个地方，存在本身比做事甚至行动起来更重要。在那里，仅仅是“存在”，便要求你凝神屏气、充满耐心，费尽全力与天然的恹恹之气做斗争。如果还想让它的居民们表现出生龙活虎的样子，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那就太过苛刻了。每两堂课之间，我的一些同事都会风风火火地从一处赶往另一处，希望给人留下一种永远都气喘吁吁、忙碌至极的印象，但其实他们的课可以说是或者必定是在最平静、最悠闲的状态下完成的，这些课是“存在”的一部分，而不是“做事”甚至“行动”的一部分。克罗默-布莱克和讯问者就是这样（讯问者是亚历克·迪尤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