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内忧与外患是孪生兄弟 明朝“第一相”张居正去世的时候，给万历留下的，是一个殷实的家底。由于“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1582），太仓（国家仓库）粮食可支用十年，国库存银近八百万两。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也是一派大国气象。官吏勤于政事，“四夷”无不宾服。从那时候起，万历帝要是稍有一点儿明君的样子，就算他说出“真想再活五百年”的狂言，也不是太离谱。 但是，大国运祚，也如逆水行舟，只要有二三十年国主不谋正事，国势眨眼间就会稀里哗啦地垮下去，任你使了吃奶的劲儿，也是回天乏术。 万历后期的大明，君臣干的都是不太正经的事，国家也就渐渐生出了三大毒瘤。 哪三个呢？一是“党争”，二是“矿税”，三是“辽事大坏”。 这三大毒瘤，由内到外，由上至下，把如日中天的大国搞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国运走下坡路的时候，往往就是党争起、赋税重、民怨兴、外患至。内忧外患，就像两个持刀的孪生兄弟，至于谁砍下了最后那要命的一刀，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明这个烂透了的庞然大物，已经到了一刀就足以毙命的程度了。 在这里，我们稍微先费一点儿笔墨，把这三大毒瘤分别说一说。 明末的党争，主要指东林党与浙党、阉党之间的斗争。万历十年（1582）以前，控制朝政的，或是强势皇帝如嘉靖，或是强势首辅如高拱和张居正，哪会有人敢闹小派别？ 万历十三年（1585）后，皇帝不大管事了，朝政日益败坏，廷臣也就有了门户之别，这就是所谓党争。这里所说的“党”，与现代社会的政党含义不一样，指的是官僚的派别。 明末党争里，最重要的一方是东林党，之所以名为“东林”，得名原因很有些风雅。万历三十三年（1605），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随后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家乡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 他们这种讲学，不是为了普及《论语》，也不空谈心性，而是重在“经世”，也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治国。他们讽议朝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