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

李治安
融通古史 探索未知——代序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已被历史学者奉为圭臬。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突破政治史藩篱,注重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倡导“长时段”和总体史,流风至今不绝。拙著《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较多受二者影响。此外,南开史学“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优良传统,也是激发我思路的源泉。之所以冠名“三论”,即表明并非系统性论述,充其量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和民族融汇三组比较重要的问题,略抒己见,做一番融通古史、探索疑难未知的尝试。大致是研读史书之际提出一些粗线条的想法,供读者、同仁参考。 我探讨的第一组问题是“政治支配”。 一般认为,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是古代东方的通行法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主干精髓。20世纪初叶以来,有关帝制国家政治支配的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和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等,颇具权威性。鉴于帝制国家的政治支配延绵两千年,各王朝各时期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深究史料或采用新视角时,仍可能在某些内容和层面寻找到新的阐释余地,仍可能博采前贤之长而有些许的推进。 我觉得,秦朝以降虽难脱“家天下”的窠臼,但皇权官僚政治直接管辖百姓,一以贯之,最具特色,甚至可以说是两千余年政治支配的要害。于是,我撰写《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和《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二文,尝试将历史的、逻辑的方法与模式分析结合起来,重点展开对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讨论。 自“商鞅变法”滥觞,基于授田和二十等爵的编民耕战,构成了秦汉以降近半王朝临民理政的主导性模式。它历经秦至西汉的鼎盛、北朝至隋唐赖“均田”“府兵”“租庸调”再造复兴和明代“配户当差”为特色的最后“辉煌”,在两千年的历史舞台上不同凡响。编民耕战模式,重在对百姓及地主经济实施全面管控,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