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刘　东　刘迎胜 自石器时代人类散布于世界各地以来，由于地理和区隔的作用和自然禀赋的差异，不同人群沿着各自的社会轨迹运行，发展出不同的文明。 “丝绸之路”这个词背后所含的意义，主要是指近代以前各国、各民族间的跨文化交往。从地理上看，中国并非如其字面意义所表示的“天下之中”，而是僻处于旧大陆的东部，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中心，如环地中海地区与南亚次大陆相距非常遥远，在20世纪初人类发明航空器以前很长时期内，各国、各民族间的交往只有海陆两途。 讲起“丝绸之路”，很多读者也许会认为中国是当然的主人和中心。其实，有东就有西，既然讲交往，就有己方与对方之别，因此以“大秦”所代表的古希腊、罗马等东地中海世界，以印度所代表的佛教文明，以大食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在汉文语境中一直是古代东西远距离交流中主要的“西方”和“他者”。 “东方”与“西方”之间并非无人地带，沿陆路，若取道蒙古高原和欧亚草原，会途经各游牧部落和草原城镇，若择路沙漠绿洲，则须取径西域诸地、“胡”、“波斯”和“大食”等概念涵盖的中亚、西亚；而循走海路，则必航经南海、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沿岸与海中名称各异的诸番国——它们不仅是东西交通的中继处，那里的人民本身也是跨文明交往的参与者。而东西交往的陆路（transcontinental routes）和海路（maritime routes）研究，正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题。 东西交往研究关注的不仅是丝路的起点与终点，同时也涉及陆海沿线与之相联系的地区与民族。自司马迁编《史记》时撰《匈奴传》《朝鲜传》与《西南夷》之始，古代中国的史学就形成了将周边地区纳入历史书写的传统。同时，由于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其疆域北界朔漠以远，南邻东南亚与印度次大陆，西接内陆亚洲，因而依我们的眼界而论，汉文与边疆民族文字史料对丝路沿线地域的记载，既是“他者”性质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在地化”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