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黄永年先生《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手稿 图片 图片 图片 自序之一 为了说明我为什么研究这一段中国政治史，为什么在晚年撰写这本专著，我得写这篇自序。 我从事研究古代文史的启蒙老师，应说是吕诚之（思勉）先生。1938年初在沦陷区的常州城里很偶然地读到吕先生的《经子解题》，1942年高中二年级时就读于敌伪管辖不到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听了吕先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同时，又购读了《古史辨》，深知三皇五帝之非信史，兼学得精密的考证方法，抗战胜利后还成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至于对唐代文史，是 1946 年入读复旦大学后才发生兴趣。 其实复旦大学并无唐史专家，我彼时研究唐代文史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的启发。原先，我对秦汉以下历史的看法总跳不出《通鉴》的圈子，摆不脱君之明暗、臣之忠奸这套唯心主义的货色，读了陈先生的书才懂得要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我又有个脾气，即对有学问的人是既尊重而又不迷信，不愿意老是跟着亦步亦趋而得自行研究，自己在学术上打开通途。记得上初中三年级时，即敢发现其时通行全国的《三S平面几何》课本上某个例题的错误。这时所写今天看来尚可保存的学术文字中，就有一篇和陈寅恪先生《胡臭与狐臭》商榷的文字。解放后提交的毕业论文《论唐代河北藩镇及其相关问题》，也曾根据《安禄山事迹》所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来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为安史主力之说。 195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服从统一分配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讲师，研究唐史的工作中辍。1956 年随迁校至西安。1957 年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而被打成右派，劳动四年后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这时想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既然不许阿Q革命就重理旧业吧！正好当时有些人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误解为研究历史必先研究经济史，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