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文献专题目录丛刊”总序 1925年，王国维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在王国维演讲后的十三年，1938年8月30日，胡适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宣读的英文论文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新发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中也开宗明义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史研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部分归之于新的批判方法和观点之引入，部分归之于新的重要材料的发现……新材料的发现正不断地拓展对历史的认知，并据此构建起新的事实。”其实早在1923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把“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两者与“整理古书”列为明末以来旧学取得的三大成绩。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从殷墟甲骨、敦煌文献到清华简、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等，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都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以及对于历史的认知。改革开放以降，海外收藏的与中国有关的材料逐渐进入中国学界视域并发展成学术研究的热点，域外汉籍研究即代表性一例。而随着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以及中外交流的愈发频繁、密切，海外中国文献研究热度愈发增强（这从近年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能看出）。随着越来越多海外中国文献的披露，许多传统的历史、文学、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那么，海外中国文献研究较之域外汉籍研究有何不同，它们主要研究什么问题、遵循何种理路、适用何种方法等，都是值得学界探讨的。 一、 从“域外汉籍”到“海外中国文献” 域外汉籍是指“在中国之外的用汉字撰写的各类典籍，其内容大多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具体涵盖：（1）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琉球、马来半岛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2）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