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部书里选录的是从1981年至2023年的40余年间我对古籍工作所发表的言论、文章。 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员，1965年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科研工作，1991年评为教授。今年将有最后两名博士生毕业，可以为我的教学工作画一句号；科研方面，尚余有两个重大项目，或需要我主持完成（《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或需要我参与工作（《儒藏》）。也就是说，59年间，我一直在古籍整理、研究的领域里尽绵薄之力。而在这59年中的后4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又被安排参与了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组织、协调工作。即从1983年4月，教育部同北京大学商定，安排我主持直属教育部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会”）秘书处的筹建，1983年9月正式下达文件成立全国高校古委会，我先后兼职担任副秘书长（3年）、秘书长（6年）、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4年），1996年接替高校古委会原主任周林同志任高校古委会主任（1996—2022，26年）。这样，我在全国高校古委会兼职工作长达39年。由于这一兼职工作，在近40年的时间里，我对全国高校系统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发表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这是今天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行走的印迹》产生的背景。 这部《行走的印迹》所涉及的主要是全国各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也涉及这之外的如古籍的规划、出版、收藏、保护工作。这一是因为古籍的收藏与保护、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古籍的出版与数字化，这三个部分犹如一条大河的上中下游，互相关联，互为支撑；二是我个人从1992年5月起任当时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98年2月起任该机构的副组长，其后该机构几经改组，更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我于最近几届任副组长，这从工作职责上讲也有业务关系。 《行走的印迹》中第一部分主要反映了我个人近40年间在高校古委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