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票商，作为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银行业，它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发达于鸦片战争后，是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其诞生之后，也必然要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事实上，从它诞生之日起，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正是中国进入近代之多变的一个世纪，外有列强各国接二连三发动的侵华战争，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发生分化，一会儿，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会儿，改良派又主张君主立宪，为顽固派所不容。在眼花缭乱的变化中，这时的中国，渐次出现了新式企业。票商们不仅为19世纪渐次出现的中国民族资本商业服务，也为渐次出现并正在成长的民族资本工业服务。不仅为当时的一般民用企业服务，也为清政府主持的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服务。不仅为一般城镇中的生意人服务，也自觉不自觉地为保卫祖国的边疆和海防效力。比如，陕甘总督左宗棠收复新疆，在军费的挪借方面，颇赖票号周转之功。为此，左宗棠1880年从新疆回京述职，途中专程到祁县乔家堡拜访大德通票号东家乔致庸，并应乔之请，给乔家万寿图题联。又如，清廷总理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感谢票号东家为建设北洋海军捐银，也给乔家大门题联，都正是这一情况的说明。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的瓜分狂潮，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起了以保矿、保路为中心的维护利权运动。票商们于1904年在北京带头集议，成立山西保晋矿务公司与英国福公司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收回了矿权，对当时的爱国运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票商还在各大商阜为当时拟修建的各条铁路干线招股集资，为商办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也贡献了力量。凡此种种，可以说票商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上自矿山、铁路，下至工商铺户，甚至远渡重洋，到国外开办银行，虽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然其维护国家利权，培育国人爱国情操，外争国格，内争人格，在树立新的社会风尚，支持国人积极投资新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