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1792年初版《女性的权利》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战士的实验人生 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直指生命核心的那种强硬而热血的态度，无疑赋予了她某种形式的永生。” 说来也怪，大规模战争带来的影响并非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法国大革命让一些人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而另一些人却可以毫发无伤地安然度过。据说，简·奥斯汀从未提起过这场战争，查尔斯·兰姆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博·布鲁梅尔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对华兹华斯和戈德温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黎明的曙光，让他们清晰无误地看到了： 法兰西屹立于黄金时代， 人性之光仿若重获新生。 因此，一位善于营造画面感的历史学家，可以轻松地列举两个截然相反的场景作为对比：一边是切斯特菲尔德街的博·布鲁梅尔，他正仔细地将下颌轻轻抵住领巾，以一种故作优雅的口吻谈论一件外套的翻领裁剪；另一边则是索默斯镇上一群穿衣打扮毫无品位但兴致高昂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头特别大、鼻子特别长，身材和五官长得都很不合比例，却天天在喝下午茶时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追求卓越”“众志成城”与“天赋人权”的话题。与他同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目光炯炯、口齿伶俐的女士。对于这位女士，这群继承了巴洛、霍尔克罗夫特和戈德温这类中产阶级姓氏的男青年都只称呼她的闺中本姓“沃斯通克拉夫特”，仿佛她有没有结婚并不要紧，又仿佛她也是一个小伙子，和自己没有什么两样。 同样都是聪明人，彼此之间却可以产生如此大的差异，比如查尔斯·兰姆与戈德温，简·奥斯汀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便说明了环境对观念的巨大影响。如果戈德温也是在伦敦圣殿区长大，从小沉浸在基督公学的古迹和古文中，他或许压根不会关心人类的未来和普遍权利。如果简·奥斯汀小时候也曾躺在楼梯的转角，用身躯阻止父亲殴打母亲，那么她的灵魂中或许就会燃起反对暴政的怒火，而她所有的爱情小说也都将演变成对正义的呐喊。 然而，上述遭遇正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