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转型危机与嬗变隐忧——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五千年独断论迷梦 遭遇西方背景下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意识作为理解近现代中国思想进程的隐线延续至今。然而，随着时代演进，当代学者对近现代思潮予以省察评估时则往往遗忘了初心。学院派的精细分工固然大大推进了问题研究，不过，若忽视这一前提，学院派的精细研究可能流于文不对题的材料疏证或不着边际的张冠李戴。比如对于中体西用、孔教自立、打倒孔家店、心性儒学、形而上学重建乃至后来的“西体中用”，倘若不回到原初的问题意识，对这些思想事件做纯粹的学院派研究将是舍本逐末的，因为它们的问题意识源自实践之事而非理论之事。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儒家的现代困境及其转型”这一主题，一方面与儒家思想对于传统社会“且深且剧”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代性的危机有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时空同居，让儒家转型问题变得危机重重乃至无所适从。正因为波谲云诡，专题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一　回到“第一义”：“保存我们” 首先，当回到“保存我们”这“第一义”的前提上来。 鲁迅当年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其一，“保存我们，是第一义”，若认可这一前提，那么意味着“儒家思想”无论在传统中影响多么大、多么重要，都处于“第二位”，儒家思想是为了“保存我们”，而非相反。 其二，儒家的现代危机恰恰标明其“保存我们”这一功能“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老实说，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凌，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文化不如人。” 其三，儒家危机之转型依然当围绕“保存我们”这“第一义”展开。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