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走入理论的天地 在我刚刚进入考古学领域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将来会做考古学理论研究。这并不是说我进入这个天地纯属偶然，而是说这个过程是不知不觉的，甚至是必然的。我上本科乃至硕士的阶段，其实并不知考古学理论为何物，也不关注它，尽管它就在我眼前。那个时候探讨理论的文章很少，课堂也没有老师专门讲授理论。我读过苏秉琦、张忠培、俞伟超、严文明等先生的文章，其中一部分讲考古学的任务，还有一部分讲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于前者，我当时认为这是大家的指导，于后者我以为是方法，都跟考古学理论没有什么关系。还记得那个时候三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有关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译文集。也看过，老实说，字是汉字，就是读不懂意思。总之，我似乎跟考古学理论没有缘分。 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在学习考古学理论的时候已经到了博士阶段，我在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简称SMU）上过三门理论课：考古学原理、人类学理论、考古学理论。考古学原理课更多讲考古学方法，讲方法背后的原理。人类学理论课则比较宏观，讲影响西方考古学的人类学理论流派。我记得分配给我的课堂报告是讲吉尔茨（Clifford Geertz），老师说吉尔茨的英文很优雅，但这倒让我这个外国留学生更为难了，觉得实在不好理解。考古学理论课是宾福德（Lewis Binford）开的，他讲他自己的理论，回击各种对他的批评，尤其是后过程考古学的。由于那个时候我对西方考古学理论还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所以有时听起来也是云里雾里。 博士毕业之后，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我们的许多研究受到了考古学理论的约束。更进一步，我开始思考“考古学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可以把考古学称为一门学科，而不是一门手艺呢？如果考古学仅仅是调查发掘，那么有经验的技工完全可以比我们这些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