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华文化与人类新文明 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访问中国的临别演讲中，对处于战乱的欧洲和西方伦理进行了严肃批评，“欧洲文明的基址，是资本主义的实业主义。这种制度，虽然在早年时代，致成无量迅速的技术上、物质上的进步，然而不免引导人类到更剧烈的、破坏的战争路上去。初为市场而战，继为原料而战”。他希望中国不要学习西方的“机械的文明”而要输出中国的文化，对中国寄予了希望，“中国将来可引导世界于进一步的发展路上去，输出内部的恬静于困苦不安的西方，否则，我们西方一定要灭亡于暴烈的癫狂之中。所以，不止中国，就是全世界，都要赖你们的功绩而改造”。 世界进入21世纪，表面上看，全球化如同流水一样，让世界浸染于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与传播体系之中，达到了水面之上的平静，但是水面之下，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文明，都被资本裹挟到了同一条跑道上，千沟万壑的不同地貌被掩盖，看似天下大同、自由生长，实则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而世界性的经济低迷又引发“逆全球化”潮流，民粹主义政党不断崛起，英国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许多右翼领导人上台。 全球化所推行的西方价值体系及其背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逆全球化所强调的本国优先理念、封闭性自保举措，都不会是人类文明探索之路的终点。人类在达到普遍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阶段之后，创造新的文明体系和价值标准，成为面临的共同挑战。而这一挑战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才能建立具有普遍共识和正向引导的人类新文明。 在此进程中，中华文化具有无比的历史性机遇和世界性责任。 费孝通在20世纪末的一次演讲中谈道，“我们生活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中，而对中华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在‘由之’的姿态，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已经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使人陷入困惑的境地。这确实是中华文化即将进入21世纪时面临的一个无以回避的挑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