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辅文 二十世纪仍然与我们同在。 ——〔美〕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二十世纪》 引言 在中国的土地上，巴金生活了一百零一个年头，横跨两个世纪。 在这期间，世界的变动太大。两次世界大战，一出出惊悚的、悲惨的、《麦克白》式神秘的戏剧，从二十世纪启幕，一直联翩演出至中叶，然后为“冷战”时代所代替，而终止于柏林墙颓然坍塌的瞬刻。然而，革命并未终结。资本市场从西向东、由北而南迅速拓展，形成全球化运动，席卷每个角落。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封闭的国家，直到二十世纪初，才结束帝制统治，走向共和，而与世界大潮相连接。所谓“共和”，实际上徒具形式。中华民国几十年间，都是军事较量，“五四”新文化运动失去开展的空间，人民长期缺乏科学和民主的必要训练。所以，新政权建立以后，在政治家说的“十七年”间，仍然得以沿用战争年代的方式管治：“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至“文化大革命”十年达于“顶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引进市场经济模式而摒弃“西方主义”，从此开启权力与资本并辔而行的时代。 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无可抗拒。知识分子以其理念、知识和技术，有力地推动这一进程。但知识分子因此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逼拶、侵蚀、消解和打击，特别是来自东方的一群。 巴金就是这中间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时代造就他，同时也毁损他。一百年间，他在不断蜕变，化蛹成蝶，化蝶为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系列悖论的发生：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主义者；从世界主义者到爱国主义者；从社会批判家、政论家到小说家；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领导者；从大家族的叛逆者到家族的大家长和保护人。他一面努力抵制这种变化，另一面又顺应这种变化，他本人把这种状态称为“挣扎”。直到晚年，他仍然在做痛苦的挣扎。 时代的形塑力确实强大到无可比拟，但是，也不能说个人的思想、人格和意志在客体面前完全无所作为，正因为如此，单就中国知识分子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