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学政与中国近代学术研究”（15BZ5087）成果 绪论 1897年，谭嗣同致函新任湖南学政徐仁铸，力赞前任湖南学政江标在引领学术风气上的作用。他认为风气转移的机括在于学政一人，“以督抚之位尊权重，宜乎无不可为，及责以学校之事，何以教育，何以奖掖，何以涤瑕，何以增美，则其位其权，皆成渺不相涉。学校废则士无识，士无识则民皆失其耳目，虽有良法美意，谁与共之？此故非学政莫能为力矣”。他指出江标“命题喜牵涉洋务，所取之文，又专尚世俗所谓怪诞者拔为前茅”，士论哗然，但他坚持一个原则，即“非周知四国之士，屏斥弗录，苟周知四国，或能算学、方言一技矣，文即至不通，亦褎然首举之”。由于利益所关，“士知终莫能恫喝，而己之得失切也，乃相率尽弃其俗学……冀投学政之所好，不知不觉，轩然簇然，变为一新”。 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刘光蕡在致学政沈卫的信中，称在主权被列强所制之时，学政的教化权是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权力。“我朝学政，有整顿风化之责，特世俗相沿，第以校阅试牍为尽职，而委教民为地方官之事，民俗美恶遂不过问。今西人制我，兵不得练，财无可为，是督抚为治之权，均为西人所忌而抑之。惟学使职在学教，不预兵饷，不为西人所忌，而预立限制之约，是学政之权尚在中国。欲求脱西人之羁缚，学使而外，盖无望焉。” 上述两函，一写于维新变法前，一撰于《辛丑条约》签订后，均为有感而发，但其均将改变学风的职责系于学政，则为不争的事实。 对于学政与学术的关系，也有时人加以论列。吴大澂担任陕甘学政，金石学家陈介祺钦佩莫名，视为福音。“闻清卿兄视学陕甘，可喜之至。好古而即得游古地，真为有福。”张之洞视学四川，陈也在书信中称：“张孝达留视蜀学，当亦可得金石，与清卿各树一帜矣。” 可见，时人对学政与近代学术的关系，是有所认同的。 同时，学政主持的考试，在时人看来，对士风的影响有其重要地位。维新变法时期，有人…